中國外交部聲稱，美軍欠世界一個交待，將中國肺炎（或稱武漢肺炎）傳入，問題是12月爆發的隱瞞疫情，美國與全球民眾1月才得悉，何來美國傳入？因這個野蠻扮文明的國家，四萬人新年集體慶祝，不封關、不作為，將疫情推向一發不可收拾地步，很多人說體育不涉及政治，世人實在太天真，因為中國不封關，為世界體育界及球壇帶來的孽債，大家可睜開眼吧，小心看吧：

• 英超
  阿仙奴領隊阿迪達確診，利物浦差兩場勝利可首奪英超冠軍，30年等待的街頭巡遊夢碎。
• 意甲
  祖雲達斯魯加尼、森多利亞加比亞甸尼確診，意甲停賽至4月中，拉素相隔20年有機會再爭奪聯賽冠軍，現時前途未卜。
• 西甲
  皇家馬德里全隊隔離
• 法甲
  歐聯16強對多蒙特閉門作賽，損失一億港元收入。
• 德甲
  閉門作賽下，各隊收入大減。
• 歐洲足協
  歐聯與歐霸可能延期舉行，或下階段一場過、或閉門作賽，歐洲國家盃可能延期一年。
• 香港
  閉門作賽，球會連僅餘的收入也沒有。世界盃外圍賽主場對伊拉克與作客伊朗勢改期，其他賽事停擺。
• 東京奧運
  有可能取消
• NBA
  因球員確診即時停止賽季
• F1
  澳洲站取消

以上賽事取消，令全球體壇損失數以百億計的經濟效益，中國攬炒成功。不要以為香港沒有受影響，學界比賽、曹星如爭取奧運入圍資格、甲一也有不同程度的項目贊助，足夠很多中小型公司交租與出糧。全球的確欠中國一聲多謝：

• 多謝你諉過於人、
• 多謝你輸出中國肺炎、
• 多謝你隱瞞疫情、
• 多謝你扣留口罩、
• 多謝你收買痰DUCK菜、
• 多謝你不封關、
• 多謝你歪曲事實，

剛夠七句多謝，頭七唔打齋，香港抗炎踏入尾七，全球送七句多謝你。中國的無賴行徑，絕對不能示弱以及維護。意大利是首個加入一帶一路的歐洲國家，現在一帶一黃泉路，因醫院迫爆，80歲以上病人採取不救治，發生在21世紀的今天，是何等悲哀。加拿大不封關，連杜魯多太太也確診。

不少人說中國人像CCTVB劇集《大時代》秋官所扮演的丁蟹，全世界都錯，唯有自己才對。大家對大台的劇集實在太不熟悉，中國人其實是《誓不低頭》由曾江所飾演的陸國榮，不擇手段殺人放火，以金錢掩蓋一切事實，對弱勢不斷迫害，以金錢破壞體制、以法律加害他人。君不見孫楊的 You are loser. I am winner，就像《誓不低頭》的對白：「我陸國榮係人中之龍！」拒絕藥檢被罰停賽八年身敗名裂，仍然死不悔改，這就是中國人的活生生寫照。慶幸香港的抗爭者堅持了秋官飾演的謝文武角色，怎樣迫害也不低頭，堅持到底，劇中對白一語道破：「我謝文武能夠活到今時今日，係因為我從來唔信你陸國榮既說話。」香港能夠保持最低傷亡人數，不是政府有作為，而是政府不作為，民間自救的成果。

毒婦叫官員不戴口罩，我們盡全力撲口罩與消毒用品。政府停擺區議會，新任民主派議員自掏荷包，為社區做足防疫措施。醫護罷工，喚起了全民關注疫情，大家做足防疫，連季度流感也減少，若世界民眾像主流香港民眾，不信赤共一樣，這場世紀瘟疫可能會減低傷亡數字。在這樣的情況下，全球的體育迷將出現英國街頭一幕，民眾開口叫吧，高聲叫吧：FUCK CHINA。

中國多謝你讓我們四年一度的體育旅遊夢碎！

文：李峻嶸

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重判孫楊停賽8年後，國內出現了輿情翻盤的現象。孫楊由國家英雄變成被棒打的落水狗似的。那個徹底改變孫楊游泳生涯的一夜，發生於孫楊26歲時。早已成年的他當然要為自己那天的舉動承擔責任。但孫楊的泳手生涯要如此落幕，多年來縱容他的人、保護他的體制、還有那些在他失儀時仍然大唱讚歌的人又怎會沒有責任？

當晚孫楊見到藥檢取樣團隊的人員（包括主檢官、血檢官和尿檢官）後，本已簽了藥檢同意書，也讓取樣團隊中的血檢官抽血了。本來那是一次平常的賽外突擊藥檢。對作為世界級運動員的孫楊而言，相關程序是家常便飯。但那名原本負責收取尿液樣本的尿檢官偷拍了孫楊的照片，本來平平無奇的藥檢成為世界體壇史上罕見的風波。

孫楊要求那名尿檢官刪除照片，他也刪了。但孫楊一方沒就此算數，而是開始質疑取樣團隊人員的資格。大概由於尿檢官理虧在先，而且取樣團隊內已沒有其他男性，所以主檢官後來也沒再要求孫楊留下尿液樣本。事實上，CAS最後的判辭也不否認主檢官同意孫楊當晚可不留下尿液樣本。所以只要取樣團隊帶走血液樣本，這件事很可能連新聞也不是，但最後孫楊一方卻破壞了血液藥本的儲存箱。

整個過程，孫楊的母親楊明一直在場。如果目睹年輕的孫楊莽撞，身為長輩的楊明在這時候最應該扮演的，應是緩和局勢的角色。顯然她沒有這麼做，甚至可能是進一步激化場面的關鍵人物。楊明愛子情切，大概沒有人能否定。沒有楊明的「虎媽」作風，孫楊或者當不了世界冠軍和奧運冠軍。但大概正是楊明向來的強勢作為令這件事火上加油。世界泳聯在原審（即世界泳聯禁藥委員會的研訊）時指，楊明當晚聲稱自己認識警察以威嚇主檢官。而當晚着保安員找來槌仔的人也是楊明。CAS判辭中，不但說連孫楊自己也證實楊明在案件於CAS開審前私下聯繫兩名取樣人員，甚至直言楊明對自己的兒子似是最幫倒忙（「who seems to have playeda most unhelpful role to her son」）。

那一夜的另一個關鍵人物是後來到取樣現場的巴震，即孫楊的醫生。2014年，孫楊被驗出體內有禁藥而被罰停賽3個月，巴震作為開出處方的醫生亦同時被禁賽1年。但巴震卻在禁賽期間出現在亞運會現場，協助當時已停賽期滿的孫楊。巴震的名字也不在中國亞運代表團的名單上。由此可見，當年的禁藥事件沒有影響孫楊和楊明對巴震的信任。相反，7年前，孫楊已和帶了他近10年的教練朱志根決裂。如果師徒決裂是因為朱志根多次要壓住孫楊的氣焰，在醜聞後仍受重用的巴震在當晚卻是為孫楊和楊明提供更多「理據」去抵制這次取樣。本來抽血程序已完成，但巴震就以負責抽血的護士不合資格為由，堅持要留住血液樣本。

得勢不饒人，在運動場上可謂格言。在場下，卻未必如此。就算對抽樣人員的專業有疑問，孫楊和他身邊的人選擇了最冒險的手段來否定整個取樣過程。或者這就是孫楊團隊過往多次橫衝直撞後都沒有得到應有教訓的結果。6年前的禁藥案，近日有傳楊明爆料說當局本想警告了事。無論如何，停賽3個月讓孫楊趕及亞運時復出，真的是輕判。由省隊到國家隊，孫楊試過拒絕穿著印有團隊贊助商的服裝亮相。那邊廂，知名度曾經媲美孫楊的另一名游泳健兒寧澤濤因為「未經批准私自代言」等「罪名」被國家隊開除，但這邊廂孫楊就算犯了無牌駕駛也只受象徵式懲罰。體制對孫楊的保護，着實是太超過。這樣的保護催生了CSA判辭上所指，孫楊那些「不尊重他人和既定程序權威」的行為。因為自己才是權威，所以取樣團隊的合法性由自己「裁定」，就「理所當然」。

去年世錦賽，發生了對手拒與孫楊同台領獎事件。當時孫楊對英國選手Duncan Scott咆哮：「You're a loser, I'm a winner！」又批判澳洲的霍頓不尊重中國。腎上腺素上升時的發飈或者情有可原，但當時國內輿論早已忘了我國理應是禮義之邦，紛紛為孫楊的「霸氣」叫好！孟子不是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嗎？孫楊在CAS聆訊前後一次反省、變得謙卑的機會也因此錯過了。

近日有網民說要向霍頓道歉。但最被昔日盲挺孫楊的言論所傷害的不是霍頓，而是那名以後沒有機會再在泳池當winner的人。

（先發於2020年3月13日香港《明報》世紀版）

”NBA巨星Kobe Bryant在香港時間1月27日凌晨墜機身亡”

將Kobe視為偶像的筆者，執筆寫下以上句字時，仍然感到不可思議，不能接受這是真的。但這些心理創傷不是本篇主題，就不再詳述了。

不只是死了一個人那麼簡單

這幾天網絡上都有不少悼念Kobe的評論文章，留意到有些評論是不滿為何同一天一名內地仁醫的死沒有人關注，反而一個「鬼佬」的死卻那麼多人悲哀。為何評論者會說出這種冷漠說話呢？或許是因為他不了解Kobe不單是一個「鬼佬」那麼簡單。

角色楷模與生命意義上的缺失

說起Kobe，一定要說他的「曼巴精神」（Mamba Mentality）－－他在籃球生涯中一直有一些鮮明的形象：執著求勝、對比賽熱情、嚴厲鞭策自己和隊友，對敵方無懼回擊等。

根據心理學家Albert Bandura的社會學習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我們在人格塑造的青年時期時，會從周遭環境學習各種價值觀和道德。最直接的學習方式便是找一個感興趣的成功人士作為角色楷模（Role Model），實際地觀察模仿他們的一言一行。

所以Kobe作為一個在籃球界非常成功出眾的人士，便成為眾多男生的模仿對象。他的「曼巴精神」更成為大家失意時的勉勵良方。所以Kobe在很多人心中不只是一個「鬼佬」或明星，而是一個角色楷模，心靈導師。

另外，社會上很多人對當下生活不滿，但又無力改變，便將無助感暫存在內心，將豐富的精神生活寄托在已經名成利就，擁有他們一切想要生活的Kobe身上。所以Kobe也成為很多粉絲的精神寄託。

所以雖然很多粉絲未必親身和Kobe交流過，甚至從未見過他。但基於Kobe在他們心中的重要性，Kobe的突然身故對他們來說也好像是一位親密的朋友過身一樣悲痛欲絕，甚至令某些人失去了模仿的對象或精神上的依靠。造成楷模缺失或生命意義上的挫折，如處理不當會引致行為有失常理，甚至嚴重的精神心理問題。

不論之前張國榮自殺，抑或是今次Kobe墜機，也有一些粉絲深信偶像沒有死去，只是隱居深郊不再出來。這些想法旁人聽來很奇怪荒誕，但經上文分析便不難理解了。他們的偶像不是肉體上真的隱居了，而是精神上隱居在他們的內心心處。

哀悼的重要性

Kobe墜機當天，成千上萬名Kobe的球迷立時聚集在Kobe之前效力球隊的主場館外獻花和哀悼。他們為何要做這些事呢？

前面段落提及過，偶像或重要人士的離世，很容易會引起情緒問題或生命意義上的挫折，這可被稱為悲慟（sorrow 或 mournful）。

首先悲慟是自然且正常的心理過程。精神科醫生 Elisabeth Kubler-Ross, M.D. 認為，悲慟分為五個階段，包括否認、憤怒、協商、抑鬱及接受，統稱為「哀悼週期」。而悲慟這過程的長短和形式是因人而異的。我們應該尊重這一系列的心理反應。

哀悼（Mourning）就是處理悲慟的最佳方法。例如筆者寫下這篇文章，重溫Kobe的精神形象，便是其中一種哀悼方式。哀悼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團體的。團體的哀悼，例如集體默哀，能令悲慟者的痛苦可以被理解，悲慟者也可以互相支持陪伴。

透過哀悼，我們除了能夠積極地渡過悲慟，還能夠冷靜地覺察失去這個重要的人是如何影響自己，從而重新找尋因重要人士身故而失去的人生意義。

原文連結

問：哪一個城市的奧運主辦權曾被搶走？

答：芝加哥。原本第三屆現代奧運會（1904年）的主辦權早己被國際奧委會（IOC）授予芝加哥。但鄰近芝加哥的另一個城市聖路易斯（St Louis）卻打算在同年舉辦一個大型博覽會。該博覽會是為紀念美國從法國手中買下原法屬路斯易斯安拿地區（Louisiana）一百週年而搞。原法屬路斯易斯安拿地區包括了今天美國中部不少地方，聖路易斯也在該地區之內。

二十世紀初，博覽會是比大型運動會更受注目的盛事。聖路易斯市不願意芝加哥奧運與博覽會爭風頭，於是打算自行舉辦田徑大賽，希望頂尖運動員不到芝加哥參加奧運。面對聖路易斯市的壓力，芝加哥方面向IOC提出幾個方案：一、奧運如常舉行；二、將奧運主辦權交予聖路易斯；三、由芝加哥和聖路易斯合辦奧運；四、將奧運延期至1905年。

最後，現代奧運之父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選擇了第二個方案，即讓聖路易斯成為1904年奧運主辦城市。芝加哥原有的奧運主辦權就這樣被聖路易斯「搶」去了。

（疫情下各地運動比賽暫停，運動公社唯有盡量隔天答一個運動相關問題，為大家解悶。盡量隔天…）

題為編輯所擬。

東京奧運會因疫症延期，實在是天意弄人。有史以來，東京辦奧運會似乎從來都是一波三折。

上年日本電視台NHK為推廣東奧，特別製作了歷史劇《韋馱天：東京奧運的故事》介紹日本從1912年首次參與奧運，到1964年首次辦奧運成功的辛酸史。

話說在明治初期的日本，雖然開始不斷洋化，努力學習西方的新事物，但對於體育並不是特別熱衷。社會對於做運動僅限於强身健體，認為以運動競技只是小孩子玩意，難登大雅之堂。情況就像我們初時認為電玩游戲只是娛樂，甚至是頹廢，卻在近年成為「運動」的電競一樣。直至近代奧運會創辦人、法國人顧拜旦男爵向當時日本柔道創始人嘉納治五郎介紹奧運會的精髓和理念 (即奧運會為和平的祭典，法語：pe)，並邀請日本參加1912年的斯德哥爾摩奧運會，日本才首次接觸運動競技。

可是，要參與奧運會，在開國不久的日本，哪裡來找運動員呢？嘉納治五郎作為一位教育家，只好從自己的大學選拔健兒。他從奧運會最傳統的項目－馬拉松入手，辦了一場不太正規的選拔賽。當中，他遇上了他的千里馬－金栗四三。

金栗四三是一名來自熊本的學生，亦是一名「跑痴」，有「阿甘」的傻勁。他從小練習跑步，對跑步的步法、呼吸甚有研究。於是，他與另一名短跑選手三島彌彥便成為日本史上首位參與奧運的運動員。「韋馱天」為日本禪宗佛教護法，是象徵疾跑的神祇，他們兩人因此亦被稱為「韋馱天」。話雖如此，由於當時政府不太支持參奧，兩人要自費參賽，更連一雙像樣的跑鞋都沒有，只穿住加厚了的「足袋」(日本傳統布鞋)。

可惜，亞洲人的體格始終較歐美人遜色，兩人在奧運會上均鎩羽而歸。但金栗四三並沒有放棄，反而繼續專注練跑，即使後來的奧運會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停辦，仍以金牌為目標。期間，他更在日本國內推廣馬拉松運動，是日本的「馬拉松之父」。

受嘉納治五郎和金栗四三師徒啟發，日本人逐漸重視體育教育，更開始向不同的項目發展，如跨欄、游泳等等。同時亦推廣女子體育教育。因此，日本在接下來的奧運會逐漸取得佳績。1932年的洛杉磯運動會上，更是橫掃游泳項目的獎牌。有了這些基礎，日本有更大的野心，開始籌劃在東京申辦1940年奧運會，為此建造了神宮競技場。

可是申請辦奧的競爭激烈，加上日本剛侵略滿洲，被國際社會杯葛，令形勢更加不利。雖然時為奧委會委員的嘉納治五郎等人熱愛和平，認為運動與政治應該分開，但日本還是向軸心國的意大利和納粹德國靠攏，最終透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向奧委會主席施壓，取得1940年奧運會的主辦權。

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出兵亞洲各國。有鑑於奧運是和平的祭典，軍國主義與此宗旨不符，嘉納治五郎的後繼者田畑政治只好叫停奧運。諷刺地，神宮競技場成為了送別年輕人趕赴戰場的舞台。

戰後，日本淪為戰敗國，奧運夢碎。百廢待興之際，田畑政治仍期望以舉辦奧運鼓舞國民，與亞洲各國重修舊好。他一方面繼續培訓奧運種子，另一方面要為申奧作準備，縱使中途遇到不少阻力和冷嘲熱諷。但田畑政治足智多謀、意志堅定，成功在日本政府、政治家、駐日美軍和奧委會之中周旋。苦苦奮鬥近20年後，東京終於得到1964年的奧運主辦權。

縱然年代不同，看畢此劇，依然能感受到前人的熱血和努力，以及明白到今天日本作出延遲奧運的決定是何其沉重、運動員該會是何其失望。以此劇獻給期待奧運的你，一解困在家中之愁。

武漢肺炎肆虐全球，香港各行各業都受到「海嘯式」的衝擊，當中包括曾多次讓香港在國際舞台上發光發亮的體育界。然而，社會對體育發展的關注可謂寥寥可數，對於運動教練行業更加鮮有關注。為此，本文嘗試聚焦在這群被忽略的全職教練身上。

在疫情持續影響下，社區中心、體育館、住宅會所全面關閉。隋著所有興趣班、大小比賽全面停擺，屬於「手停口停」的運動教練行業，收入驟變零。以我熟悉的運動項目來說，教練的收入與學生的數目成正比，學生數目愈多，收入自然會較豐厚。可想而知，其實全職教練在沒有班組的日子，大多是活在長達數個月甚至半年的「No pay leave」當中。

坊間近月提出「停課不停學」，運動教練又可否網上教學？有啲運動，無教練的推動、無練習的用具、無合適的場地同伙伴係好難練得好，絕對不是「睇睇吓就識做」，不能侮辱自己的專業。

早前政府推出300億元「防疫抗疫基金」，為飲食業、物業管理業、建造業、運輸業、零售業，甚至漁業及持牌小販提供一筆過資助補貼。可是，基金對運動教練行業的補助是零。「一個政策無法照顧所有人」，但能否有一個政策可以「落地」一點，照顧默默耕耘的運動教練？

一直以來在商業掛帥的社會，政府對體育項目發展已不太重視，對運動員的支援非常有限，更遑論要支援運動教練？回一回帶，據2020至2021年財政預算案，就體育發展方面就有以下的段落提及：

140. 今年是奧運年，我們會全力支持香港運動員在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爭取佳績。

141. 為進一步推動本港的體育發展，政府對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和六十個體育總會的總資助額，將由現時每年約三億元，在四年間大幅增加至超過五億元。我們會繼續推展香港體育學院的新設施大樓計劃，為本地運動員提供世界級訓練和支援設施。

措施未能惠及一般運動教練。而且，相對於去年提及翻新公廁亦撥款6億，對體育發展僅投放5億元資助更見寒酸。

可能有人說，「唔緊要喇，疫情過後會好轉吧！」疫情後其實又係另一大挑戰。由於教練收入與學生的數目掛鉤，復課後學生人數定必下降。再者，部分場所亦未必即時可以復課，屆時教練或許是八折出糧，甚至更低。

面對長期、中期、短期均缺乏支援，以及數個月的停工及茫然的前境，身邊有教練朋友坦言現在只能食「老本」。若然情況持續下去，不排除為糊口而放棄全職教練工作，重投職場。

其實運動教練都係一項專業，唔係Condom。

（獨媒特約報導）武漢肺炎本地確診感染個案超過500宗，單日新增42宗確診個案，病毒更已殺入本地球壇。港超聯球隊傑志晚上對傳媒發新聞稿，指一名職員的配偶早前到海外工作後，今日下午確診感染，全隊須隔離。

傑志的新聞稿稱，該名職員的配偶在3月18日返港，但該名職員未有按球會規定，向球會申報及作家居檢疫。傑志的職員、球員，及其位於沙田石門的賽馬會傑志中心的員工已即時作家居隔離。

此外，球隊已為職員、球員和中心員工作病毒測，星期三下午將會有結果。此外，賽馬會傑志中心將會作全面封閉及消毒。

問：哪一屆奧運會真的易地舉行？

答：1908年。

為甚麼不是1940年？東京和札幌原本分別是當年的夏季奧運和冬季奧運主辦城市。但日本由於用龐大資源侵華，後來放棄了主辦權。夏季奧運本改於芬蘭首都赫爾辛基上演。冬季奧運則先決定由瑞士聖摩里茲（Sankt Moritz）接辦，後來又換成德國的加米施-帕滕基興（Garmisch-Partenkirchen）。你沒有看錯，經過1936年柏林奧運的爭議後，國際奧委會還是不介意再將奧運帶到納粹德國。不過，最後1940年的兩場奧運會都因為二戰而取消，所以沒有真的易地舉行。

還是說1908年吧。當年奧運本來由意大利首都羅馬得到主辦權。但羅馬的組委會籌備工作遇到重重困難，甚至連籌措經費和設定預算也做不到。1906年4 月5日，意大利南部的維蘇威火山（Monte Vesuvio）爆發。是次爆發造成逾百人死亡，亦重創拿不勒斯及周邊地區。災後重建當然要大量資金，令到羅馬如期在1908年辦成奧運更加困難。但火山爆發也給予羅馬方面一個「正當」的理由，將主辦權交回國際奧委會。最後1908年的奧運就改在倫敦舉行。

（疫情下各地運動比賽暫停，運動公社唯有盡量隔天答一個運動相關問題，為大家解悶。盡量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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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疫情在全球各地大爆發，原訂今年舉行的東京奧運會確定不會在2020內舉行。國際奧委會選擇了「延期」這選項。或者很快就沒有人會記起，早前輿論上出現過將今年奧運搬到倫敦的提議。這項建議由競逐倫敦市長寶座的保守黨人Shaun Bailey在約一個月前提出。當時疫情的最嚴重地區還都在東亞。

其實倫敦確有臨時接辦奧運的經驗。第四屆現代奧運會原訂於1908年假羅馬舉行。但1906年4月5日，意大利南部的維蘇威火山（Mount Vesuvius）爆發，造成過百人死亡，而且重創拿不勒斯和周邊地區。意大利政府要花錢重建南部地區，就沒有資金承辦奧運會。於是倫敦就接辦了1908年的奧運主辦城市。縱似有歷史事例支持，但Shaun Bailey的提議實際也只能算是順口開河、搶鎂光燈之舉。廿一世紀的奧運，與百多年前的奧運根本是兩回事。

除了1908年一次外，奧運史上起碼還有一次試過奧運主辦城市臨陣搬前事件。那是再之前的1904年奧運會。當屆的奧運會本應在美國芝加哥舉行。但距離芝加哥不遠的聖路易斯市打算在同年舉辦一場大型博覽會。該博覽會是為了紀念美國由法國手中買下原法屬路斯易斯安拿地區（Louisiana）一百週年。雖然美國是在1803年買下路易斯安拿，但該博覽會卻預定在1904年開始。為免風頭被芝加哥奧運的風頭搶走，聖路易斯市扭盡六壬，甚至打算自辦美國田徑大賽令頂尖選手錯過芝加哥奧運。兩城相爭下，現代奧運之父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一錘定音，索性將當年奧運主辦權轉讓予聖路易斯。

聖路易斯奧運最後與1900年巴黎奧運類似，最後只不過是大型博覽會的附屬品。根據官方紀錄，聖路易斯奧運的開幕日期為7月1日，閉幕日期則是11月23日，歷時長達四個多月。四年後的倫敦奧運，運動員數目由聖路易斯一屆的六百多人增至逾二千人。但和之前兩屆奧運一樣，1908年倫敦奧運也只是同期舉行的法英博覽會（Franco-British Exhibition）的餘興節目。它也是史上歷時最長的奧運，開幕和閉幕相距六個月又四天。

今天的奧運當然早已不是博覽會的配菜，而是三星期內要完成的全球盛宴。單是運動員的數目，上屆的里約熱內盧奧運就有逾11,000人之眾。主辦當局不但要建設選手村供運動員和各代表團的職員入住，也要為賽事提供一流的比賽場地。除此之外，主辦城市又要確保選手、觀眾和記者等人來往比賽場館時的交通暢順。大興土木和提升交通配套因此就是奧運主辦城市一定要做的事。換言之，要搞一個被認為是「成功」的奧運會，城市改造是不可或缺的。這些建設不一定是壞事，但每一屆賽事都總有一些工程是主辦城市市民根本不需要的。以里約熱內盧奧運為例，就起碼有曲棍球場、BMX單車場和激流獨木舟/划艇比賽場地淪為大白象或小白象工程。連國際奧委會也承認，這幾個場地在奧運完結後的使用量太低。

就算倫敦本身就有條件爭取不少大型運動項目長期舉行，該市為了主辦2012年奧運，也要興建一些臨時場館。疫症陰霾下東京奧運遲遲不願意決定延期，也可能與臨時比賽場地的維護、保養帶來的問題有關。體操、三人籃球和攀石的比賽場地，在東京奧組委的規劃中就是臨時場地。此外，多個項目如要順利以合乎奧運標準的規模舉辦，也需要臨時看台和其它非永久性設施。

由此可見，除非奧運的規模大幅縮減，否則一個城市根本無可能在短時間接過主辦權。就算倫敦在八年前才辦過奧運也不會例外。事關當今辦奧運的要求，根本就連全球最發達、體育運動設施最完善的城市都無法在恆常情況下配合到。國際奧委會近年花了不少努力強調「可持續性」對奧林匹克運動十分重要。但即使如此，奧運主辦城市仍然要承受的成本之中，有不少還是不會為當地市民換來長遠福祉的。

我不是主張索性廢除奧運、又或者是回到上世紀初那種舉辦奧運的模式。但當奧運的要求早已超越一個城市市民自身的需要時，繼續強求在一個城市內完成奧運還是否合理之舉？1986年男足世界盃本由哥倫比亞主辦。該國因經費問題放棄後，墨西哥在1983年接過主辦權。2003年女足世界盃則原在中國舉行。但SARS疫症令當屆賽事要另覓主辦國。結果美國用了四個月左右就籌辦成功。墨西哥和美國能臨時成功接辦世界盃，主因是兩國本身有足夠的比賽場館。要讓奧運盛事變得「可持續」，其中一個可能方案是讓奧運以一國或者多國（而不是一市）為主辦單位。另一個可能性是，讓夏季奧運會永遠在雅典舉行。

另一版本先發表於2020年3月27日香港《明報》

（獨媒特約報導）武漢肺炎在本地肆虐，當局提出新措施避免人群聚集，康文署轄下的設施亦關閉，包括室外籃球場。康文署職員更在多個籃球場拉起封鎖線或落閘，有籃框更被麻包袋或膠袋「包起」。有市民批評政府抗疫措施失當，拒絕對內地全面封關，導致大規模爆發 ，「你一早封哂啲關，咪唔洗封哂啲框」和「做埋啲唔係針對核心問題既嘢」。

學生停學又停波

居住在荃灣、就讀大專二年級的葉同學表示，日常在晚飯後會到荃灣海濱散步，並在附近打籃球。在「封框」前，葉同學每星期至少會打一至兩次籃球。他表示對今次措施感到理解，但卻對當局的整體抗疫政策不敢恭維，「你一早封哂啲關，咪唔先而家封哂啲框」。大專院校取消面對面課堂後，一眾學生只能「宅」在家中，現在連做運動亦被禁，葉同學慨嘆，「依加好自由，但又好唔自由」。

市民斥政府淪為「傀儡」

居住在荔景、應屆中學文憑試重考生阿石亦是新措施下的「苦主」之一。他每星期會到球場三次，打籃球是放鬆自己和紓緩考試壓力的最佳途徑。籃球場全面暫停開放，阿石只可以留在家中和朋友打機。他同對政府的抗疫表現感到失望，批評當局「死都唔封關」，斥林鄭月娥已淪為「傀儡」，感覺「好似上面話晒事咁。」

從事會計工作的阿峰，在疫情下仍要回到辦公室工作，籃球場的暫停開放，令他只能被禁足家居。他表示，收工後只能待在家中玩手機，苦笑指，「唯有同阿媽傾多啲計增進下親子關係。」

阿峰質疑，如果政府減少市民接觸為出發點，為何只禁止市民的娛樂，而不是全面停工或要求全面在家工作，「成日做埋啲唔係針對核心問題嘅嘢。」

記者到過多個康文署轄下的籃球場，部分場地及其他康體設施的「封鎖」形同虛設。位於長沙灣運動場的硬地足球場僅拉起一條封鎖線作「封鎖」用途，仍有市民入內散步。位於荔景山路的籃球場，亦只用兩個膠欄作「封鎖」，旁邊仍有大量空位可供內進，籃框亦沒有被鎖起。

記者：林逸朗

武漢肺炎疫情肆虐香港逾兩個月，香港居然仍然可以「馬照跑」，惹來外界不少非議。

誠然，香港賽馬會的檢疫工作向來以嚴謹見稱。從結果來看，馬會到目前為止亦沒有因舉辦賽馬活動而釀成任何的疫症爆發群組。

不過，馬會需就每個賽事日由從化馬場運送賽駒抵港額外花費大量人力物力，隨行的運送人員也需遵守隔離檢疫14天的安排，當中如果百密一疏，後果隨時不堪想像。

此外，港府在欠缺嚴謹科學理據的前提下豁免馬會嚴格遵守不得容許多於四人聚集的公眾活動的新條例（縱然馬會提出只容許馬匹亮相圈內每個群組不多於4人聚集，每個群組相隔需最少相隔1.5米，以及場內餐廳遵守港府對食肆的新規管等措施），難免招人話柄。

無論如何，馬會如常舉辦賽事的更大挑戰仍在後頭。事緣按原定的賽程而言，馬會將於4月26日舉辦富衛保險冠軍賽馬日，三項國際一級賽，包括女皇盃、冠軍一哩賽和主席短途獎皆安排在同日上演。然而，由於預料由歐美、日本、澳洲等國入境香港需隔離檢疫14天的規例在短期內仍然生效，加上歐美多國的疫情肆虐，當地的賽馬活動亦被逼暫停，所以今屆的冠軍賽馬日能否吸引實力橫強的海外賽駒前來參賽，實存很大的疑問。

要知道，若然隨行的遠征團隊入境後需接受隔離檢疫14天，賽駒抵港後的操練和起居飲食甚有可能受到影響（若然豁免遠征團隊隔離檢疫的規定實在說不過去）。此外，現時全球航班大幅減少，馬會補貼海外賽駒來港遠征的航運開支大幅增加不在話下，馬主和練馬師亦勢必極難聘得來身在海外的世界級騎師前來助陣。尤有甚者，隨行的遠征團隊回國後亦需按當地的隔離檢疫，甚或因封城的緣故而被逼滯留異地。綜合各種因素，無疑令海外賽駒遠征香港變得極不具備成本效益。

事實上，近期世界各地的大賽也紛紛受到疫情嚴峻的影響，例如原定在3月28日於美丹馬場舉辦的杜拜世界盃賽馬日因抗疫緣故而宣告取消。另外，根據《蘋果日報》3月31日的報道，多項於4月在澳洲舉辦的國際一級賽的獎金將削減一半（註）。

值得一提的是，過往兩個月來，馬會縱然曾舉辦過一些名義上的級際賽，但那些賽事並沒有任何海外馬匹參賽。換句話說，馬會難以從過往的活動中汲取在疫情肆虐下舉辦真正國際大賽的經驗。

現時放在眼前只有3種可能性：一、取消舉辦女皇盃、冠軍一哩賽和主席短途獎三項國際大賽，但這應該是馬會最不願看見的結果；二、賽事押後舉辦，但由於疫情在短期內難以告一段落，加上日本和歐洲在5月和6月也擬定舉辦多項大賽，所以押後舉辦賽事的如意算盤不易打得響；三、賽事仍然勉強如期舉辦，但屆時三項大賽（尤女皇盃）勢必黯然失色得多，只是不知賽事的贊助獎金會否因此而有所下調。

註：〈澳洲大賽總獎金減半〉，載《蘋果日報》，2020年3月31日，D07。

答：大罷工開始！1972年，MLB史上首次因為大罷工而停擺。當年球員的主要訴求是要資方增加其對退休金的供款17%，以追上通貨膨脹幅度。另外，球員亦要求資方增加醫療保費。球員工會當年先由會員投票，以663票對10票授權罷工。之後工會理事會再以47票對0票（1票棄權）決定發動罷工。罷工於4月1日開始。十三天後，資方決定將增加退休金供款50萬美元（罷工前資方只願用三年時間增加37萬2千美元），並承諾提升球員醫療保費。罷工遂以勞方獲勝結束。

罷工爆發時，MLB球員工會總幹事為Marvin Miller。由於球員在罷工期間不獲支薪，Marvin Miller自己亦不領薪水而示團結。Marvin Miller被視為帶領MLB球員工會大幅增強議價能力的關鍵人物。1982年，他離開MLB球員工會。當時他在該工會已任職十六年。Marvin Miller在2002年過世。去年十二月，他獲選進美國棒球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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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武漢肺炎殺入本地球壇，港超聯球隊傑志助教、43歲的盧比度今日證實確診。衞生署下午公布的確診個案中，第747宗個案為一名43歲男子。傑志早前曾指，該名職員未有按規定，向球會申報及作家居隔離。

在例行記者會上，獨媒記者追問個案的詳情。衞生署確認該名43歲男子沒有病徵，屬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他的妻子為早前確診的第623個案。他最後一次上班為3月25日，在30日確診。

第623宗個案為一名38歲女子，她居住在東涌東環1A座，是私人飛機的空中服務員。她在2月25日至3月13日到過英國、烏克蘭及阿聯酋。她在3月18日返港，25日開始發燒、咳嗽及流鼻水的病徵，目前在明愛醫院留醫，屬外地輸入個案。

在第623宗個案確診後，傑志曾安排教練、球員、職員和賽馬會傑志中心共70名員工，及2名相關人士作病毒檢測。球會傍晚公布結果，指當中12人，即6名一隊球員和6名職員的測試結果為陰性。

記者：麥馬高

梁芷珊說過：「香港足球從來都是艱難！」近日在社交媒體上，見到前香港隊中堅，現任足總教練培訓經理趙俊明，替足球教練說出苦況，印証了梁小姐所說的艱難，同時也令大眾明白，政府對體育輕視的程度始終如一。

猶如地盤散工

認識趙俊明已十八年，與他並不算深交，但在不同的層面上，趙俊明一直為香港足球努力，同時也有不少門生。以他現時的位置以及條件，其實不用出聲，因為他就算不作聲，對他的工作沒有任何影響。但這位前東方名將，卻一直沒有忘記足球員的身份，替教練發聲。首先大家未必明白，現時香港足球教練有多辛酸，以一名全職教練為例，每一班的訓練費用，大約500元左右，若部份資金不足，可能從自己所得薪金補貼助教，因為有一班訓練人數超過20人時，至少需要兩人。若以每天教兩班，一星期六天工作，每月未扣除強積金大約為24,000元，這已是十分理想的數字。他們沒有醫療、大假、勞工假，好天斬埋落雨柴，當遇上天雨、考試季節，收入也隨之減少。從青訓教練出身的趙俊明，深明教練的苦況，香港足球教練，猶如地盤散工一樣，工作所得收入只能聽天安排。

2020年收入近乎零

踏入2020年，香港足球教練收入近乎零，坦白說，他們已乾捱三個月。刻薄點說，一月佢地無工開咩？不錯，一月份由於臨近新年，很多訓練班也會提早收爐，而之前臨近聖誕考試，一般也是教班的淡季。一月過後，中國肺炎開始在港散播，很多行業都受到不同的資助，香港教練卻一蚊都無，相關的政府部門並沒有支持香港足球，尤其這批自由工作者，根本無人理會。早前政府補助藝術團體，大部份金額落到大型社團身上，個別教授樂器的音樂培訓人才，也是零收入的不幸者，政府從沒理會。香港足總猶如社署的惡搞縮寫 SWD，Small and Weakness Department，在這嚴峻的問題上，沒有任何的話語權與作為。趙俊明這次發聲，其實已付出很大勇氣，香港足球行業的運作，並不是常人可以理解。

再者，政府經常說支持足運發展，過去多年來，從沒有協助足球教練培訓。以考取照為例，港超需要有A牌才能任教，而現時A牌的考試費用，由2003年的8,000元，增加到現在的35,000元，過去17年的加幅為4.25㥉，這樣的升幅，僅在香港樓價之下。現時的持續進修基金，並不包括這類專業資格的資助。加入這20,000元的資助，是對教練最實質的幫助，同時亦應研究貸款資助，讓教練們可以提昇專業資格，從而改善香港足球發展。

有人說自己的職業是萬中無一，從700萬人中選出來的精英，香港持A牌的教練，才是700萬人中的精英，他們的資格，是真材實料通過國際足協的嚴格規定，經歷多年苦讀才得到。

香港政府，從來也沒有善待足球行業！

問：哪一支白俄羅斯足球會曾距離歐洲冠軍最近？

答：明斯克戴拿模（Dinamo Minsk）。

沒看錯。不是曾五次躋身歐冠分組賽的巴迪（BATE），而是明斯克戴拿模。在蘇聯時代，明斯克戴拿模是白俄羅斯的頭號球會。1982年，明斯克戴拿模勇奪蘇聯頂級聯賽冠軍，成為史上唯一一支贏得此項榮譽的白俄羅斯球隊。1983至84年度歐洲冠軍球會盃，明斯克戴拿模先在首圈以總比數三比二淘汰瑞士草蜢。次圈面對匈牙利的吉奧利ETO（ETO Győr），明斯克戴拿模主客場都打勝仗，總比分贏九比四。八強與羅馬尼亞冠軍布加勒斯特戴拿模相遇。明斯克戴拿模主場卻要在格魯吉亞的第比利斯舉行。結果首回合在第比利斯，布加勒斯特戴拿模靠末段攻入一球，與早段領先的明斯克戴拿模握手言和。次回合作客，明斯克戴拿模以零比一告負出局。

上世紀八十年代可謂明斯克戴拿模黃金時代。除了贏得一次聯賽冠軍外，球隊還得過一次聯賽季軍和一次蘇聯盃亞軍。1984至85年度歐洲足協盃，明斯克戴拿模在八強被來自薩拉熱窩的澤列茲尼察（Željezničar）淘汰。由於1987年蘇聯盃冠軍基輔戴拿模也有參加1987至88年度歐洲冠軍球會的的資格，盃賽亞軍的明斯克戴拿模亦能參加歐洲盃賽冠軍盃。結果他們再一次在八強出局。今次淘汰明斯克戴拿模的是比利時球隊梅赫倫（Mechelen）。

另，今晚（4月2日）九點半左右，會在Youtube直播，題目包括白俄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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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Wai Kin Tam@香港足球懷舊圖片展

答：南華成為了非正式世界冠軍！

1994年的清明節是4月5日星期二。當天南華在重建落成不久、草地質素奇劣的大球場以四比二擊敗了巴西勁旅聖保羅。

圖片來源：Lawrence Hor@香港足球懷舊圖片展

為甚麼說這場勝仗令南華成為了非正式的世界冠軍呢？因為在未有世界冠軍球會盃的日子，每年洲際盃（歐洲盃冠軍對自由盃冠軍）就是決定哪一支球隊是世界最佳球會的賽事。而聖保羅就是1992年和1993年的洲際盃盟主。1994年4月3日，他們在日本神戶擊敗保地花高贏得南美超級盃後來港。

雖然兩屆洲際盃的最佳球員（1992年的萊爾和1993年的施里蘇）當時已經離隊，但來港的聖保羅仍然星味甚濃。正選球員包括三個月後將成為世界盃冠軍隊成員的李安納度、卡富和薛迪。而後來在2002年亦贏得世界盃的祖連奴也有隨隊來港。

聖保羅由國腳級球員包連拿在38分鐘先開紀錄。南華為了增強實力迎敵，找來了三名借將：譚拔士、李健和、丘建威。結果這仗應成為譚拔士球員史上最輝煌的一仗。完半場前，他先在左輔位射成一比一。下半場11分鐘，這位東方借將接過岑國培的妙傳為南華反超前。雖然卡富在31分鐘的射門一度助客隊追平，但當李健和在三分鐘後射門「撻Q」，球剛滾到譚拔士面前，讓後者完成帽子戲法。再過兩分鐘，同是東方借將的和仔接應基保的傳球射成四比二。

或者，說東方才是世界冠軍，也有一定道理？

球賽精華來源：

（賽事確是在4月5日舉行，不是片段顯示的4月6日）

「與利物浦屬同一集團持有的棒球MLB波士頓紅襪，在上月已經提出撥款150萬美元以補助那些本來在球隊主場賽日上班的員工。」

疫症引申出來的經濟危機，全球的職業運動隊伍可謂無一倖免。長期停賽導致收入大減，大幅節流似乎理所當然。在英格蘭，英超球員減薪勢在必行。但到現時為止，球員減薪的幅度還未確定，卻有部分球隊先向非球員僱員開刀。最著名的幾支英超球隊中，先有熱刺要所有非球員僱員減薪兩成；利物浦亦決定要部分員工放無薪假，讓他們改領政府的無薪假補貼。

當英超球員的基層員工收入減少之際，英超球員尚未接受減薪，情況似乎令人側目。連英國衛生部長Matt Hancock日前也開腔指英超球員應減薪以為抗疫出一份力。英超球員所受的輿論壓力愈來愈大。

沒錯，英超中不少知名球員確實已是富人。但在向英超球員施壓之際，別忘了在整個英格蘭足球體系中，最有能力承受經濟損失的群體，其實不是球員，而是球隊大老闆。熱刺大股東Joe Lewis的身家據估計就值約47億美元；兼任球會主席的小股東Daniel Levy的財產也有近10億英鎊。利物浦背後大股東John W. Henry則有25億美元。

既然部分球員有超級富豪支持，當球隊向基層員工開刀時，將矛頭指向英超球員（也包括中下游球隊的後備球員）是否合理？

在大西洋另一岸的美國，輿論卻是指向球隊東主。NBA費城76人和冰球NHL的新澤西魔鬼隊（New Jersey Devils）由同一個集團（該集團也是英超水晶宮的小股東）持有。上月底，當集團宣布兩支球隊的僱員要減薪兩成時，網民輿論即批判集團兩位主要股東Josh Harris（身家或達38億美元）和David Blitzer（身家或有13億美元）難月做得太過份。結果集團很快就收回原有決定。

值得一提的是，與利物浦屬同一集團持有的棒球MLB波士頓紅襪，在上月已經提出撥款150萬美元以補助那些本來在球隊主場賽日上班的員工。而且，不是由紅襪僱用的外判工／派遣工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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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1920年，英格蘭職業足球員最高週薪可以有多少？

答：每週九英鎊。

1885年，英格蘭足總決定容許足球員受薪。到1901至1902年球季起，英格蘭足總設定了最高工資制度，不容許職業足球員的週薪超過四英鎊。之後最高工資的金額曾被調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完結時，最高工資金額為十英鎊。

然而，迎來戰爭結束的卻是經濟衰退。在球員工會實力薄弱無力反對的情況下，1920年的最高工資被調低至每週九英鎊。一季後，最高工資進一步減至八英鎊。在二戰於1945年結束前，最高工資竟然一路未有上調。英格蘭職業足球員的最高工資制度要到1960年始獲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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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症當前，為了減少聚眾，主題公園早已全面關閉，政府亦兩度宣佈暫停政府非緊急服務，大部份康文署轄下的場地，例如球場、公園也有封場安排，部份不用預約的免費球場，近日其籃球架被封、龍門被搬走，遊樂場亦被膠條封住，雖然做法有爭議，但可以肯定政府不願意巿民因使用康體設施而聚眾，正如許多非民生必需但有聚眾風險的場所（如戲院、麻雀館、健身室、酒吧和卡啦ＯＫ店）亦要暫停營業。為了防止疫情擴散，有關措施無可厚非，只是為何每次馬會總是獲得特別優惠而豁免？

回顧馬會2018-19年度年報，馬會透過博彩稅及利得稅，為政府帶來233億港元收入，並撥款13億港元予獎券基金，馬會形容數字「破紀錄」[1]。根據政府收入帳目表，政府2018-19年度的博彩及彩票稅則高達221.94億元，在稅項上只排在利得稅、印花稅和薪俸稅之後，佔政府經營收入的百分之4.8  [2]。馬會實在是政府的其中一條大水喉。

但當社會各行各業也在抗疫，運動場館全數關閉之下，我們實在看不明白為甚麼賽馬如此重要和必需，以至不可以停，以及要容讓馬主繼續享有特權在馬場內社交聯誼？澳門在疫情剛開始便果斷地一度關閉作為經濟命脈的賭場，為何香港馬會仍可心存僥倖而繼續聚眾？

監察賭風團體不賭21於今年二月和三月先後要求關閉投注站和麻雀館，兩次均清晰要求馬會同時暫停賽馬，但最後政府仍然不敢拒絕馬會繼續作賽的要求。在疫情未受控之際，馬會就像一個擁有特權的王國一樣，政府因為怯於馬會的權勢、稅收和捐款，就放棄了積極抗疫，政府連封關也敢，就是不敢封馬場！

馬會聲稱減少聚眾而關閉投注站，實質上仍千方百計留住馬迷。在關投注站初期，逢周一周四就堅持開放十多間投注站，盡力吸引客戶大排長龍申請網上投注，此乃聚眾之一，至今即使投注站關了門，但其落地玻璃後面的大屏幕仍然不斷更新賽馬資訊。在限聚令生效之後，日前筆者在賽馬日路經投注站，發現仍有不少馬迷駐足觀看。如果馬會認真不想聚眾，何不將之完全關閉？說到底就是在疫情之下，仍想引人賭馬，或者用盡一切方法留住馬迷。此外，馬會作為一個財力豐厚的大機構，就算暫停賽馬，亦必須盡力保障所有全職和兼職員工的飯碗，不能用暫停賽馬為藉口而刻扣工資。

當全民嚴陣以待，防止疫情擴散的時候，為何政府和馬會不能暫時停一下這明顯聚眾的賽馬活動呢？ 萬一馬場成為另一個疫情爆發點，究竟誰會為此而負上最終責任？誰會因此引咎辭職？

[1] 馬會
[2] 參考

問：板球賽因天雨中斷，可用甚麼形式定勝負？

答：DLS。

對！是DLS！

板球賽制的玩法是，先由甲隊擊球進攻。所有人出局後，則到乙隊擊球。在一日制賽事中，甲隊和乙隊在正常情況下各有300次擊球（即50個英文叫over的小局；每小局6球）機會。問題是，如果在甲隊完成進攻後天氣變差，雨勢令比賽中斷。即使只後天氣好轉能復賽，但乙隊卻沒有足夠時間完成原訂的300之進攻機會。那乙隊要怎樣才能勝出呢？

以前曾採用的決勝負方法有「平均得分法」（Average Run Rate method）和「得分最高小局法」（Most Productive Overs method）。簡單來說，前者以甲隊的每小局平均得分為基礎，再根據乙隊最後能有多少個小局進攻機會，換算成乙隊的目標爭勝分數。但由於乙隊在雨戰下的攻擊次數較少，令他們不用像甲隊進攻時那麼在意擊球手出局的可能性，所以乙隊可以打得更進取。換言之，平均得分法對乙隊有利。所以後來就由得分最高小局法取代。

但「得分最高小局法」又反過來對甲隊有利。因為假設乙隊因天雨影響只得25小局的進攻機會。乙隊要贏的話，就要得分超過甲隊得分最高那25小局的總得分。1992年世界盃準決賽，先攻的是英格蘭，後攻的是南非。南非尚有13次擊球機會時，球賽因雨中止。當時南非只要在餘下13球得22分就取勝。但雨勢停止後，按賽例南非失去了12次擊球機會，即僅餘1次擊球機會。根據「得分最高小局法」，南非需要在這一球取得21分才能晉級決賽。正常情況下，一次進攻最多只能得6分，南非變相輸了予計分方法。

兩名英國統計學家於是就發明了新的決勝方法，將乙隊剩餘的小局數和出局人數同樣放進公式的考慮因素之中。根據他們的推算，當日南非最後一球如能得5分，就應當南非獲勝。由於這兩名統計學家叫Frank Duckworth and Tony Lewis，所以這個計分方法就簡稱D/L Method。

隨著板球賽事的打法和戰術的演法，1999年起在國際賽正式採用的D/L Method也需要多次修正。2015年起採用的新法則，由於有在澳洲任職的學者Steven Stern參與其中，所以D/L Method就變成D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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